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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负重坚持租界办学

张廷金离开交通大学后,曾任东南大学电机、机械两系主任,吴淞无线电总厂工程师等职。1927年,国民政府筹办中央研究院,张廷金是30名筹备委员之一,主持无线电方面工作,归口于理化实业研究所。此时,交通大学再次改组扩充,解不开母校情结的张廷金复归交大任教,任电机工程学院院长。他主持院务期间重视理论与实验教学,扩充电机试验设备,亲自主教,严格要求。1933年,学校复设教务长一职,规定各学院院长轮流兼任,张被推为首任教务长。抗战初期,学校奉命将电机、机械、土木3个工程学院合并组成工学院,他又被推为首任院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战区许多高校纷纷迁至大后方安全地带。由于对战局估计不足,国民政府认为“交大素著成绩,政府期望至殷,所处环境可勉励进行,务望立即设法开学,为国效力”,指令交大在原校址或上海其他处所设法开学。1937年下半年,淞沪战事渐酣,交大校园上空常有日机盘旋。学校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在法租界租屋上课。年底,日方诬称交大校园内藏有军械,将派飞机炸毁。师生被迫彻底离开苦心经营40余年的美丽校园,开始了于租界中求生存的艰辛之旅,这也是交大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段办学历程。

193711月上海沦陷,至194112月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为止,上海经历了4年“孤岛”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势力尚无法全部控制租界,租界内的交大暂得苟安。然而,公共租界、法租界已被日军团团围住,内迁路线基本被切断,学校失去内迁的可能。由于环境恶劣,办学条件极差,经费困难,为使学校能生存下来,校长黎照寰夜不能寐,健康受损。加之黎照寰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此时受到了日方的暗中监视,因此很少到校直接办公,以至于租界入学的学生与校长素未谋面者大有人在。张廷金毅然协助黎校长,出面维持学校秩序,坚持教学。1938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交大之间已经不能进行正常汇款,学校选定张廷金作为转交人,办学经费先汇给他再转交学校。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树德坊321号”,开始频繁的出现在交通大学校史资料中,先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款地址,进而成了流亡中的交大教授们开会议事的场所,这一地址,正是张廷金的私宅所在。局势不断恶化,1940年下半年开始,学校的校务会议基本上都由张廷金出面主持。这是黎照寰校长与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商定的:因为黎照寰是国民党中央委派的校长,若日伪有所要求,难以周旋;而张廷金以知名教授身份,比较方便应对时局。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日伪统治区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控制,交通大学面临着更加严峻和复杂的局面。10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同意交大在必要时对外改为私立大学。学校于19419月成立由前校长唐文治、黎照寰、张廷金等11人组成的董事会,唐文治任董事长,正式改名“私立南洋大学”。黎照寰校长暗中主持校务,经费由重庆政府继续暗中汇来,而张廷金以代理校长名义应对外界盘查。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铁蹄踏进了租界。日本宪兵甚至冲进交大当时在中华学艺社的教室追捕抗日学生。次年5月,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强令交通大学各学院院长、系主任到国际饭店谈话,声色俱厉地说,私立南洋大学实为国立交通大学的变相,若不改组,即将全部校产没收。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至上海的汇款路线断绝,学校连续四五个月拿不到经费,校长黎照寰也因日方监视,不能到校视事。私立南洋大学之路走到了尽头。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教育部见租界里的交大难以保全,19428月宣布一年前创建的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升为总校,上海部分对内地称为交大上海分校,在沦陷区仍以南洋大学名义继续招生开课。在租界内艰难维持近5年的交通大学,陷入了自生自灭的境地。校董事会反复商议:交通梗阻,内迁已经绝无可能;要是关闭学校,师生员工冒险抢救出来的贵重仪器设备,反资敌用;而且,近800名学生、200名教职员即将失学失业。因此,董事会最后决定在校内推选一位真心爱校、勇于承担的人士出面主持校务,以免接收改组、被日伪方派员掌校。最后,校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嘱张廷金勉为其难,代行校长职务,“以不被改组,不被接收,维持交大立教精神,并以经济有着为原则,与敌伪周旋保存学校命脉。”

对于政治,张廷金一直很淡漠,他有一种思想:“我是一名学者,专门讲科学、教育,不搞政治。”他坚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为此他热心教育,并希望以自己的专长搞好电机学教学。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也要求自己的孩子们不参加。他嘱咐孩子们:书要读好,学好本领,改造中国的技术和教育,使国家兴旺发达。但此时,张廷金自知时局艰难,“然吾人处此国难严重时期,强邻压迫日甚,大乱于国,小乱于乡,盗贼满野,民无所托命庇生,杼轴既空,公私乏绝,是无可再事讳饰。 诸 君出而用世,不特展其所学,独善其身,应抱己立立人之志,救国救民之义。”为了交大的生存,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坦然出面支撑局面。8月间,他便受黎校长和董事会之托,以私立南洋大学代校长的身份去文汪伪教育部,要求恢复国立交通大学,提出只要不派人,不改变教学制度,肯给经费,愿意继续办学。甚至与胡敦复、范会 国两 教授到南京汪伪政府所在地进行谈判。月底,交大接受了登记,汪伪教育部拨给经费,改私立南洋大学为“国立交通大学”。然而校方苦心,学生并不能十分理解。最早由于担心接管,学生们就曾秘密地开了一次代表会议,表示在此存亡危急之秋,要以民族气节为重,宁可牺牲学业,决不卑躬屈膝,谄事敌伪。会后学生代表们联名致信黎校长,希望南洋大学仍由重庆方面领导。学校被接管后,学生们纷纷出走,有的去内地进重庆交大,还有的转入其他私立学校,有的索性停学,留下的也颇感“屈节之辱”。以机械系三年级为例,50余名学生,先后赴重庆交大的达16名,休学的达11名。知名教授们也纷纷愤而辞职,裘维裕、陈石英、钟兆琳、黄叔培等人成了著名的“反伪六教授”,曾在“驱卢事件”中为张廷金鸣不平的周铭也拂袖而去。较之后方徐名材、陈章等人建小龙坎分校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国立交通大学”的情形仆一开头就颇显凄凉。张廷金只有默默地看着向来敬重他的师生与自己隔阂渐生,渐行渐远。

汪伪教育部委宣布交通大学归汪伪政府管辖。由于一些交大校友的帮助,并没有派人干涉交大校务。伪政府授张廷金以校长之名,他始终不正式宣誓就职,也不与前任黎校长办理交接手续。日伪统治区的学校一律将日语作为必修课,张廷金坚守教育本位,拒绝实施奴化教育,交大 终未 教授日语,学校院系、课程、教师一切照旧。张廷金不允许敌籍生员侵入学校,不为敌伪作任何宣传。相反,他尽心为赴内地的学生提供旅费、学历证明。他还向汪伪政府提出要收回被日军侵占的徐汇校园,虽未成功,但勇气可嘉。他执校的三年间,交大学风及学术水准基本上继承了原有的校风和传统,并成为东南沦陷区青年学生向往的最高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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