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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科举残余 创领教育革新

鉴于世界潮流的发展和国内教育革新派的呼声,清廷于1905年即下诏书“立停科举,以兴学堂”。科举制度虽废,但唐文治自1907年入主交大以来,清廷仍按科举制度给学校毕业生及留学生以各种“出身”如举人、贡生、进士等,并且授以不同等级的官职。为此,唐文治于19115月以题为《唐蔚芝侍郎咨邮传部转咨学部文》向邮传部、学部呈文,呼吁:㈠停止实官奖励。他说“原学堂异于科举,要以尚实为宗旨,使人人趋重于实学,俾得自谋其生计,而不得锢之以虚荣。现在科举既废,而举、贡、生、员之名目不废,京外实官之奖励不废,则人人各挟一科举之旧念,犹将赖仕进以为生活之路……”,只不过是以“虚荣锢之而已”。现在“科举既停,专重科学,科学尚实,不宜诱之以虚荣”。“苟停实官奖励,则无虚荣可慕,奔竞之风自息”。㈡既正毕业生的授位名目。他认为,“举、贡、生、员只适用科举时代,学堂毕业生非由乡里推选,无所谓‘举’;国子监已裁,无所谓贡;无廪给名额,更无所谓廪”。他提出改革办法,应循名责实在。“中学堂及其他程度相当之学堂并高等小学以上毕业者应称某学堂毕业生。高等学堂毕业者,称某科学士;大学堂毕业者称某科博士。方与东西洋学制不背,而与尚实之意相符”。㈢改革考试制度。“目前学堂科学深邃,算理精微,且以中人读西书,科目繁多,事倍功半,断难以科举时之考试相提并论。建议将原定章量为变通,省去末一次学期考试,专以本期内平时积分为凭。积分由临时考试而得。试场时间少一日,讲堂功课多一日,而学生不至以有用之精神,浪费于诸无用争竞。如此则既省繁文,并免浮费,上下俱受其益”。㈣开发国民知识,尤为当务之急。“中国内地各乡镇多一学子,即少一游民,而异日即少一盗贼。请学部通知各省,通盘筹划,于地方自治经费内酌提若干成于各省、镇、乡遍设初等小学,即茅屋三间,不嫌其陋,务使趋重工艺、商业,俾各归于实用”。

唐文治认准了教育“为立国之命根”,因此必须“学术日新”,“国家才有振兴之望”。因此他一方面呈文要求当局采取措施铲除封建科举制度的残余,兴办学堂,建立一整套全新的教务制度以培养一流人才;另一方面,他并不坐等当局拿出办法,而是在交大办学中立即执行新措施、新办法,把改革付诸实践。1907年至1911年,清廷仍以科举陈法,授与交大毕业生以举人、贡生、进士等称号,并且将其中成绩优异者授予知府、县令等官职时,这批优秀毕业生早已被派往西方留学。如1907年派出徐经郛等11人,1908年派出周厚坤、徐名材等16人,1909年派出吴思远、张廷金等20人,1910年派出周铭、陶美均等10人,1911年派出李保令、康时清等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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