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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特班教习 育桢干大才

1901年(清光绪27年)春天,“志切储才”的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已经过了6个年头的历程,他采纳了公学总理沈曾植的建议,设立“以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梁之材”的特班。但沈不久即离任,设立特班的任务落实在继任总理张元济肩上。张元济拟定了创办特班的10条章程,“招青年有志者研究法律政治之学”。盛宣怀阅后甚为满意,当即批示:“所拟章程尚为妥协,应准所请”,“公学设此特等系本达成馆初意,所取必须品学合格,为将来造就桢干大才之用”。并指示张元济将特班招生广告“先行登列各报于四月内报名”,并表示他将来考场监试。是年629日特班招生考试正式举行。据一位考生回忆,招生广告中虽称“凡学识淹通,年力健强者均可入学”,但在考试时要求甚严,共进行过2次考试,每次各取20人在南洋公学面试,复试在盛宣怀宅第举行。考试都考国文,复试题目:“明夏良胜中庸衍义书后”及“请建陪都议”,考生们都不知道第一题的出处。据特班学生黄炎培回忆,考试那天在考场发试卷时,居然还有一位碧发黄眼睛身穿西服,而帽子上还加了一颗蓝色顶珠的外国人监考,后来才知道,他是公学的监院美国人福开森。对黄炎培进行口试的是张元济先生。张问他:“你信宗教没有?”黄答道:“什么宗教都不信”。张说:“好”,就被顺利通过。经过两次考试,特班一共录取了42名学生,年龄都在2030岁左右,他们在中国文史知识方面都有相当基础,有的人已中了秀才。盛宣怀一再强调,特班“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故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尤宜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不可偏蹈新奇乖僻混入异端之学。器识以正谊明道为宗,志趣以遗大投艰为事,经济以匡时济物为怀,文章以切理餍心为贵”。希望最终学成之后“能如曾李(指曾国藩、李鸿章。编者注)二星”。他还要求公学的总理、提调、教习、特班的学生,都要了解和贯彻他的办学思想,要求他们“格外自重,爱惜声誉,砥砺名节”,“以副朝廷作育人才之意”。他还要求公学的领导人为人处事要谨慎、郑重,“断非寻常可此”,“不得稍有逾越贻笑外人”。

特班既然承担了教育这42位特班生的重任,就必须郑重选择聘请怎样的导师来传道授业解惑?经后来担任过南洋公学总理的刘树屏的推荐,蔡元培成为最佳人选。19018月,他来到南洋公学就任特班教习。用现在的话说,特班的班主任,既要负责教学,还要管理学生生活等事。校方还聘请了赵从蕃和王舟瑶协助他管理。蔡元培在特班参考书院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学生每日写札记交教员阅批,月终由教员命题考试,评定甲乙,送总理鉴定。课程安排为半日读书,半日学习英文及算学,其间还安排体育课。蔡元培要求学生所读之书,总是亲自写出每一门类应读之书目及读书的先后次序。这些书籍分别为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等。而对科学一类的书籍则分析得特别细致。对文学、理、伦理3门课程,每个学生可自行选择一门或二门。学生可依书目次序向校方图书馆借阅或自行购买,阅后,每天都要写出读书札记呈缴。由蔡元培亲自批改,隔一、二日后发下,批语都写在每一节的上方。凡写得好的札记,老师在本节下角画一个圈,更好者画二个圈。每个月由老师出题每生要做作文一篇,做完后交蔡元培亲自批改。每天晚上,蔡元培要召集2-3名学生到他的起居室谈话,向学生提出问题,或者就提出的问题在师生间进行讨论,有时要学生谈谈读书心得,对当前发生的某一件国内外大事谈谈自己的看法。全班42人,每个学生平均10天左右可以聆听蔡元培的一次谈话。蔡元培的起居室里书籍满架,他整天伏案读书。对学生总是和蔼可亲,绝无严词训斥,学生们总是乐于听他讲话,感到受益匪浅。

蔡元培经常以中国和国外的先哲关于民主、自由等的章句、语录抄录教育学生,如法国谚语“深仇大敌,莫甚于侵我之自由”,“自古以来,英雄之以身家换自由者,无代无之”,“自由犹果物也,其生长不易,故可贵,其价值不资,故可宝。人间之完全美足莫如自由,自由之不宜得哉、宜哉”等等,使学生懂得民主、自由对国家和个人的重要。这些充满着先进思想的“西学”,对于一直在“子曰诗云”中度日的学子无异于拨云见日。蔡元培的另一位得意门生邵力子在回忆导师的文章中写道:南洋公学的同学 黄任之 先生说,最早启发他革命思想的是 蔡 先生。我自己也有同感。那时候,革命教育渐起与官僚教育抗争, 蔡 先生是革命教育的领导者,他以翰林身份受聘为南洋公学特班教习,他当然不能公开地鼓吹革命,但是他早已洗尽了一切官僚教育的风气,他教我们阅读有益的新旧书籍,他教我们留意时事,他教我们日文汉读,他教我们种种研究学术的方法。他不仅言教,并且以身教。孜孜兀兀终日致力于学问,他痛心于清政府之腐败,国势之阽危,忧国的心情不时流露于辞色,他具有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从不疾言厉色待人,也不作道学家的迂腐论调。这样的老师,同学们自然会受其感化。我今天回忆起在校一年中所得的先生的印象,觉得如仍在目前。

蔡元培还十分重视学习外语,他带领数十名学生每天清晨步行数里,去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的故事至今仍脍灵人口。 马老 先生当时住在徐家汇土山湾天主教堂处。蔡元培请他教授拉丁文, 马 先生认为拉丁文已经过时,不宜再学,但蔡元培认为拉丁文是很多外语的根本,坚持一定要他教,并且一大清早就赶到马相伯住处。最后他们两位商定,由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挑选24名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前去向马相伯学习。不久蔡元培就挑选了胡敦复等24名学生去学拉丁文。当时,马相伯住处还有一些法国神职人员,他们知道这些中国人居然想来学习拉丁文,不禁嗤之以鼻,认为决不可能学会。但是经过马相伯认真地教,南洋公学学生刻苦地学,4个月后,他们不但会写,而且还能够读,使那些法国神职人员也不得不佩服。马相伯除了教他们拉丁文外,还教他们法文和数学,教数学时,不但教他们加减乘除的演算技术,还教他们有关的原理,用代数的方法演习数学。由于这批年轻学生都是蔡元培挑选的“业务尖子”,悟性很强,很多人以后在数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为建设国家的“桢干之才”。

蔡元培倡导学生学习日文。用征求学生意见的口吻,问他们是否愿意学习,如果愿意,他可以任教,但他不会讲授,只是教学生如何阅读日文书籍。蔡元培说今后吾辈都应具有世界知识,世界在日益进化,新的事物日有发明,各种学说日新月异,这些都需要从外国出版的书籍中去汲取,但欧美出版的书籍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所能承受。日文书很多都是从欧美翻译过来的,也可以说读日文书与读欧美的书籍,所获知识相差不多。至于日语会话,将来如果到日本留学时再学也不迟。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日语时随学随试译。他还教育学生,今后要到社会上去领导社会,启发群众就要擅长语言技能,为此就要学会国语,即今天的普通话。要讲好普通话也并非易事,因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乡音未改鬓毛衰”。所以就请来自天津的学生李叔同教大家学习用国语进行交流,如开辩论会等,主题都是围绕着“爱国”。老师苦心孤诣学而不厌、侮人不倦的教育,使学生们思想上有了提高,学业也大有长进。

盛宣怀原来希望在特班学生中,能培养出为满清王朝效劳的曾国藩、李鸿章式的“星级”政治人物。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批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在特班中接受了一年教育以后,经过他们在各自道路上的奋力拼搏,有的成了满清王朝的掘墓人,有的成为知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新中国的“星”级人物。

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特班任职期间,他的终身挚友张元济对他的帮助功不可没,他们两人在为中国宣传西方优秀的学术思想方面,志同道合,宛如一人。蔡、张二人有着6个方面的相同。首先是同年出生,都出生于清同治6年(1867年)张是928日,蔡是1227日(按公历计算,应是1868111日);第二是同乡浙江,张为海盐,蔡为绍兴;第三是同年乡试,都是光绪15年(1889年);第四是都是光绪18年(1892年)殿试,考中进士,并被同时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第五是1901年间一度在南洋公学任职,张任译书院主事、公学总理,蔡任特班教习;第六也是更重要的“同”就是在南洋公学任职期间,两位老朋友一起创办了启发民智的“开先报”,以后改名为“外交报”。张任主编,蔡当主笔。蔡为“开先报”撰写的发刊词中阐明了这份报纸的宗旨:“一国之人,托生命于其国之政治,政治者,以实事为究竟者也。然而,有思想而后有言论,有言论而后有实事,是故以思想为言论、实事之根源。然而思想之为物也,非能孑然而独立画然而凝结者,必激动于外界之所感而生长,而变迁,则又以言论、实事为思想之根源,其际如循环也”。两位老朋友立志为“定言论之界”“树思想之的”而努力。为此,他们对顽固守旧的思想,就用“西学”中的先进思想来抨击;对模棱两可的那种“暧昧”言论,用事实来驳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令师范院诸生之学识优长者笔述之”。“译成之书,次第付刻,以广流传”。蔡元培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与张朝夕相处,过从甚密,有时还宿于张家,从张处借阅大量宣传“西学”的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汲取广泛的新知。两位老朋友把南洋公学的学生作为首先灌输“西学”的对象,为在神州大地上传播、吸收、消化“西学”而奋斗,用它作为思想武器来挽救历经苦难的祖国。

南洋公学特班制定的学习计划原定为学制3年,分前后两期进行教学。然而一年以后,却发生了学生因反抗校方的迫害而称为“墨水瓶事件”的学生运动,受新思潮影响的学生们,为了维护自己权益百折不挠的斗争,成为“此中国学生社会一大劈头之大纪念也”。蔡元培同情学生的遭遇而想与校方斡旋,却遭到了拒绝,他愤而辞职。于是带领特班全体学生和其他不愿再在南洋公学就读的学生,与老友吴稚晖等办起了上海爱国学社,让这些学生能继续读书。

吴稚晖1898年至1901年初任南洋公学师范班学长兼国文教习。为了加强对小学生们的管理,他制订了《南洋公学学生应守各种公约》等规章,要求学生切实遵守。在他所任教的班级,他试用了“群智会”的教学方法,上课前指定几名学生预先准备,上课时由他们轮流发言,讲完后由教师和学生述评。吴稚晖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锻炼他们相互合作的能力。这种新鲜的教学方法,引起了其他班级的仿效。1901年,吴因与新任总理张元济在办学方法等方面意见相左而辞职,去日本留学,张元济支持他留学费用。吴稚晖在南洋公学教书时就与蔡元培“时一遇之”,知道他是一位“能作怪八股”的“弱不胜衣的恂恂儒者”。而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教时,也听人说过吴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的成效,我始注意 吴 君为人”“此君心思甚周密,可嘉也”。1902年暑假,吴稚晖在日本因抗议清廷驻日公使迫害中国留学生,以投水自杀的行为来抗议,经人救起,后日方派人将吴送回国内。这时候,蔡元培也正在日本,担心吴稚晖再出事故,便护送吴稚晖回国。两人在船上就中国的现状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彻夜长谈,在很多问题上“英雄听见略同”,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后,有145名学生随蔡元培进入爱国学社读书,他们经历过一次学生运动的锻炼,因此思想开放,讲话也没有顾虑。爱国学社在总理蔡元培和学监吴稚晖带领下,又聘请了章太炎、蒋维乔等名人担任兼职教师,学社吸收了不少慕名而来思想激进的学生,成了一所宣传反清革命思潮的场所。不久即被清廷反动势力所摧残。曾在南洋公学就读的著名学者陈源在回忆蔡元培和吴稚晖两位导师时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用《诗经·小雅》中的名言来抒发自己对两位导师的崇敬之情。陈源写道:“当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在人生旅途上有时脚下绊倒的时候,只要想起他们两位的教导,仍然可以从地上爬起,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蔡 先生人格伟大,他应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他待人极和蔼,无论什么人有所请托,他几乎有求必应,并不询问来人的资格学问和经验,可是到了出处大节,国家大事,他却决不丝毫含糊,而且始终如一,不因事过境迁而有迁就,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我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 蔡 先生始 终是蔡 先生,犹之 吴 先生始 终是吴 先生,并不因环境的不同,时运的顺转而言语举止有什么不同,这是说来容易,却极难做到的一件事。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蔡吴两 先生才可以当大丈夫的名称而无愧了。”

名师出高徒,此语用在蔡元培身上是一点也不为过。他像一棵百年老柯,每年都会结出累累硕果,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何止万千,在百年北大,不少名教授都是他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而其中不少人也是当年南洋公学的学生,如史学家孟森,文坛五马中的北大三马。这三位 马 教授,第一位是担任过中 文系 教授的马幼渔,早年曾追随过章太炎反对清朝统治,以后成为一名著名的文学家、音韵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他把二个弟弟马衡和马鉴推荐入南洋公学预科二班。以后马衡成为杰出的金石学家、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的搬迁、保护、征集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将自己珍藏的文物碑帖等14000余件无偿捐献给国家。 郭沫若 先生称马衡是中国文物的有力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四弟马鉴在南洋公学读书时见到蔡元培常鞠躬行礼。1902年的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后,他随特班同学一起转学至爱国学社读书,受恩师蔡元培的影响,毕生主张教育救国,与日伪势不两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赴香港大学执教,任中 文系 教授。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蔡元培为他的书房老学斋题写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以资鼓励他终生从事教学活动。

还有特班的高才生李叔同,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方面都成就非凡,离开特班后赴日本留学,在演出“茶花女”一剧中感动了日本老戏剧家松居松翁,特地到后台与李叔同握手致谢,称“ 李 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实在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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