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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史志典籍 > 《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文章
首任公学总理何嗣?
南洋公学成立后,盛宣怀自任公学督办,总揽公学全局。因他忙于洋务,不可能事必躬亲,于是聘请他的同乡何嗣?担任相当于校长的总理职务。之后,再陆续聘请张焕纶、伍光建、李维格、福开森、薛来西、乐提摩等中外教习,分派职务,各有所务。
南洋公学创办之初,盛宣怀最得力的助手恐怕非何嗣?莫属。筹办南洋公学得到批准后,盛宣怀亲自到何嗣?府上,聘其为公学总理,即交通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校长,负责处理全校大小事务。何嗣?(1843~1901年),字梅生,江苏武进人,清廷三品衔,候补知府。曾是李鸿章、张树声的幕僚。甲午战争后,受洋务教育思想影响,他认为“开通知识,教育尤亟”,有心从事教育事业。
来南洋公学之前,何嗣?曾参观过北洋大学堂。对新式教育折服之余,他也注意到由于北洋大学堂只注重英语语言和现代技术教育,学生国文功底不尽如人意,有的学生连简单汉语作文都不会。这给了何嗣?很大的触动,主政南洋公学后,他专门与盛宣怀讨论此事。他觉得如果没有国文功底,再好的学生也不具备成为栋梁人才的资格。因此,他建议南洋公学学生录取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入学后所有学生必须接受全面的中学教育,而后接受科学教育。何嗣?所提倡的“中学”教育,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而不仅仅是中文、西文教学,它是植根于孔孟之道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盛宣怀同意何嗣?的意见,对公学的课程设置始终强调要厚植经史之根基。
盛宣怀十分信任何嗣?,称之为“学通中西,虑周远识之士”。“宏深邃密,体用兼赅,淹贯古今各国源流,有匡世之略,而不郁于晚近”。作为公学的第一任总理,何嗣?以其执著和勤奋,为公学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从购置土地,借用民房,招收学生,主持开学,到筹划兴建校舍,延聘中外教习,制订公学各项制度,他都身体力行,可以说费尽苦心,一片忠诚。在他任内,公学开办了师范院、外院、中院、译书院以及东文学堂。他亲手制定了《南洋公学章程》等多项规章。4年任期内共招收师范生、外院生、东文学堂学生近300名,输送出国学生10多名,还培养了一批以师范生为主的教师队伍。
何嗣?的住处离学校较远,每天早上8点之前他坐马车到学校办公,下午5点钟离开,数年如一日。公学的许多事情他都亲自劳作,连平常贴出的布告也不假手他人,由自己亲笔书写。当时他月薪100两银子,即便如此,他还把这份薪水给梅溪书院作为请教习的津贴,自己只领取一点车马费。
1897年10月21日,何嗣?起草了《南洋公学章程》,次年重新修订后呈报清廷。该章程共分设学宗旨、分立四院、学生班次等级、学规学课、考试、试业给据、藏书译书、出洋游学、教员人役名额等共9章20节。这份章程是公学最早的一份管理章程,也是我国近代高等学府第一个管理章程,曾经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时参考的范本之一。除此之外,何嗣?参与外院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特班章程、考试章程等一系列章程的起草和制定,在为南洋公学建章立制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新式学堂制度化管理作出了贡献。
1901年3月1日,何嗣?在家中为两江总督刘坤一草拟新政计划。家人遥见他搁笔侧首,以为正在构思文章,结果长时间没有动静,趋近一看才发现他已经撒手人寰。10月,为表彰他的功绩,盛宣怀与刘坤一会奏清廷,建议史馆为何嗣?立传。会奏文中谈到:“光绪二十二年与臣坤一互相讨论奏设南洋公学,以参佐劈划必须明体达用之才,经奏派该员充当南洋公学总理。数年以来,公学之规模考查,钩稽权衡,靡不忠于事理。而公学之营造法式,教育章程,尤为该员心力之所专。”1917年学校师生制作何嗣?铜像树立于校园内,以纪念何嗣?在建校初期的功绩。
襄理何嗣?的是中文总教习、梅溪书院院长张焕纶。张焕纶于国学上素有研究,是当时沪上教育界学问精深、治学有方的名流。他所主持的梅溪书院在江浙一带远近闻名,胡适便是该院后来的毕业生。张焕纶研究经世之学,主张育才以读书为体,治事为用,以“明义理,识时务,体用兼备”为宗旨。何嗣?请他在公学主持国文教育,并协助自己负责全校教务。为了表示对其尊重,何嗣?曾经把自己的薪水作为聘请他的费用,支付给梅溪书院。张焕纶也尽力尽职,人称他“一循梅溪成法而扩大之”。他要求学生读好中文、经史、舆地的同时,还要精通格致、数学、外语。他提倡学生多锻炼身体,尤其注重道德培养,经常进行爱国教育。为激励师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曾为师范院作院歌《警醒歌》,歌词分四章,其中第三章写道:
“警警警,野吞声,朝饮恨,百年养士期何称,毋谓藐藐躬,只手擎天柱臂一振;毋谓藐藐童,桃李成荫眼一瞬,自觉觉人,不任将谁任,醒醒醒。”(《警醒歌——师范院院歌》(1897年),《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歌词每章以“警警警”三字开头,以“醒醒醒”三字结尾,要求学生“惧而思奋,愧而思奋,勤学勤悔,急所当务”。全歌以爱国为宗旨,唤醒学生关心民族命运,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歌曲音调铿锵,很有感染力。每月朔望,他带领学生身穿礼服,向孔子牌位行礼后,同学们齐唱《警醒歌》,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很能激起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为启蒙儿童的心智,他还摘录名人言行,编有《暴萌录》。张焕纶为公学坚持以中学为根基起到很大作用。后来据说与盛宣怀意见相左,“不获其行志,托病而辞”,重回梅溪书院主持事务,于1905年病逝于上海。
盛宣怀办洋务企业中曾聘用不少外籍人士担任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办新式学堂也是如此,延用外人充当教学管理者。晚清,聘请有教育经历的在华外国传教士主持学堂的教务相当普遍,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家立担任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掌教上海广方言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任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山西大学堂总理。在中国近代教育刚刚蹒跚学步时,毫无办学经验可言,外国教育人士充当管理或执教成为一种选择。1897年11月,何嗣?奉盛宣怀之命,专程赴南京请来美国传教士、汇文书院院长福开森,做监院兼西文总教习(相当于如今的副校长和教务长),聘期四年,每月薪水高达350两银,比何嗣?自己还要高出250两之多。
福开森系美国马萨诸塞州人,中文名福茂生。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20岁的福开森即携新婚的夫人前往中国,长期从事教会教育工作。从1888年起担任南京汇文书院监督、院长达8年。在南洋公学4年,多有建树,协助校长选定校址、制定教学计划、规划校舍建筑、布置各门课程、聘请外籍教师、选派学生留洋,甚至经管学生用膳、保健医疗等等。
福开森还将足球、棒球和网球等西方文体活动引进校园。由于当时学生对体育还没有多少认识,一般采取强迫锻炼的办法。1899年冬,学校举办第一次运动会,要求全校学生人人参与。消息传出,附近居民纷纷赶来,一睹为快,甚至从松江、青浦、昆山都有乡民坐船前来观战,一时场面蔚为壮观。在福开森努力下,公学还成立足球队,开始与沪上劲旅圣约翰学院对垒。第一次输得很惨,结果激起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刻苦训练,球艺猛进。之后与圣约翰势均力敌,两校赛事也成为上海体育界的一大盛事。
盛宣怀对福开森相当器重,除公学事务外,许多洋务之事也向其咨询。1901年盛宣怀为交涉铁路之事派其赴美。1903年至1906年聘其担任自己属下督办铁路公所洋文案。1903年10月17日,盛宣怀上奏清政府称福开森在南洋公学有功,请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奖。除了辅助南洋公学外,福开森在上海接办了经营不善的《新闻报》,聘任原南洋公学总务汪汉溪为总经理。到了20年代,《新闻报》与《申报》齐名,成为颇具影响的大报。后因福开森在上海的声望和影响,当时上海法租界有一条马路曾被命名为福开森路(现名武康路)。
福开森力图把西方教育方法、教学内容引入公学,与主张中、西学并重的主校者引发诸多矛盾。1902年,福开森合同期满离开公学。离校后福开森还时常关注学校发展,多次回校参观。1926年、1936年学校3040周年校庆,他曾兴致勃勃参加并作精彩演讲,鼓励师生精益求精,还赠送宋朝古画以示祝贺。福开森出席40周年校庆时,曾预言50周年校庆时再回母校。可是事与愿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本当局遣送回美国,不久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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