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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第一次高潮
——1956-1960年上海高校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综述
       1956-1960年,我党在建党工作中出现了一个发展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高潮;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又表现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建工作中值得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中,党中央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提前基本完成,中央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
在这一形势下,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意义深远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到会发表讲话,周恩来又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补充发言,这些讲话和报告都对党在过渡时期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强党对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纲领性的指导意见。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周恩来的报告中则第一次鲜明地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国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2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也深刻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日益显出科学干部、技术干部和一般文化干部的重要性,同时也日益显出我国的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此,党有必要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12年内(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使我国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
在有关知识分子的诸多问题中,中央非常关注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周恩来的报告中说:“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也应该做出计划。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入党。……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大,估计到新生力量不断地加入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认为,计划在1962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1/3左右,是适当的。”在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也专门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文件指出:“关于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过去有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今后必须加以彻底的纠正。中央组织部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作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下达。”3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为此发表社论《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社论指出,加强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从他们中间发展大批的党员,通过他们去影响和团结全体知识分子向科学和文化进军。因此,积极地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了”。自此至1960年前后,形成了我党历史上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在整风之初,党中央还是非常重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4月4日,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中多次说到,知识分子应当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就必须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当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后,继续积极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但是,由于已经展开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造成知识分子工作中正在采取的种种有效措施均因反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的进攻而告中止;不久,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提出“今年基本上停止接收新党员”,致使这一阶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也暂时停止。到了1958年,中央开始为反右斗争扩大化落实政策;1958年12月,中央又转发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毛泽东批示道,“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可见,党中央还是十分关注发挥知识分子作用这一问题。
二、上海各高校在市委领导下,积极、认真地开展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工作
(一)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大力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中共上海市委立即贯彻落实,于1956年2月18日至3月9日召开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讨论《上海市1956年到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并对文化经济部门的知识分子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传达了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市委书记陈丕显、宣传部长石西民先后到会,结合本市知识分子工作情况作了报告;全市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的党委领导都在会上作了发言,发表对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意见和看法。会议认为:上海各级党的组织在执行中央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方面有很大成绩,但知识分子工作中也存在着宗派主义情绪及某些放任自流、不加领导的麻痹迁就的思想和表现。会上,知识分子入党是一个重要议题,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学校工作部和各高校都就此做了发言;会上通过的《上海市1956年到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第27条指出:“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应当积极地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建党工作,纠正关门主义的倾向。全市应于1956、57两年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11%左右。要求在今年(指1956年)年内完成上述建党指标的50%。”
而此时本市高校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据1956年1月有关资料显示,在全市16所高等院校中,师生员工总数约为4.2万人,其中共产党员约3380人,占师生总数的8.1%;而同期讲师(当时讲师亦视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教师中党员总数仅95人,占4.98%,大大低于助教的12.5%、职员的29.3%。为落实中央和市委的指示精神,2月22日,市委学校工作部发出《关于上海市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及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发展党员的情况和对今后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草案)》,提出了发展党员的目标:两年内高校中拟吸收5019人入党,占现有教职工总数的23.5%;其中讲师以上应发展383人,使党员总数占到25.1%。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于各校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审批办法也适当简化,“除教授及相当教授的科学研究人员入党必须由高校党委审批外,一般副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下的知识分子入党,均由各校(含党总支,引者注)和科学院党委批准”。文件中还正式下达了各校的党员发展指标。
上海部分高等学校19561957年发展新党员规划
    
计划发展人数
党员已占比例
计划所占比例
合计
383
4.98%
25.1%
交通大学
50
2.15%
20.5%
复旦大学
45
11.0%
19.0%
同济大学
45
4.0%
23.9%
华东师范大学
45
2.4%
21.0%
上海第一医学院
34
2.2%
30.0%
上海第二医学院
44
1.9%
30.0%
上海财经学院
34
4.8%
20.0%
华东政法学院
75.0%
75.0%
华东化工学院
17
7.3%
25.0%
华东纺织工学院
20
1.2%
21.9%
上海俄文专科学校
3
21.3%
44.0%
上海师范专科学校
17
7.5%
35.8%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
9
4.9%
28.5%
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
9
3.31%
33.6%
上海水产学院
7
19.9%
华东体育学院
4
20.0%
各高校党委认真学习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和周恩来等领导讲话,转变思想,消除顾虑,认真查找本单位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问题。各校都对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工作提高了认识;认为这一工作有助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党的领导艺术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助于将党的领导渗透到教育界和思想文化领域。正如中央所分析的,当时各单位在对待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普遍存在着宗派主义情绪,反映在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党内外、新老教师和科研人员之间感情不睦,存在隔膜;同时,由于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历史复杂”,很多人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顾虑很多,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科研条件方面也存在模糊认识。结合中央的要求,交通大学党委从1956年1月底到3月25日先后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和党总支书记会议4次,校务委员会常委会1次,学习讨论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精神,联系实际,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几种倾向,如: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存在宗派主义和骄傲自满思想;对老教师存在不信任、不尊重等现象;青年教师对老教师在业务上有取而代之的思想等,学校为改进知识分子工作于3月22日公布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几项措施》。华东师范大学党委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按照他们文化水平高,知识面广,自尊心强等特点开展工作。复旦大学党委表示,要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与支持问题,分析了党内不重视科学文化的思想和宗派情绪,其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业务上的进步估计不足,对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由此对发展他们入党产生保守思想。许多学校党组织专门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传达中央和市委的会议精神,各校党委一把手亲自到会动员,宣传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重大意义;如交大的彭康、复旦的杨西光、华东师大的常溪萍、同济的胡友庭、一医的陈同生等校领导都在有关的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各校党委立即采取切实行动,制定规划,坚决把中央和市委布置的任务落到实处。在各校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规划中,都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一事制定了具体目标。华东师大提出,“要求到1957年底之前在教师中预计发展新党员87人,约占总人数之5.01%。其中讲师以上的教师发展新党员46人,约占总人数的5.19%”;复旦大学提出,“1956年内发展党员达到占全体教师中的25%,1957年内发展党员达到教师的35%”;同济大学1956年的建党规划提出要大力在教师中发展党员,为加强党的工作,密切党组织和教师的关系,采取各级党委负责人,处、系、科的党员负责干部具体分工,每人负责联系1-3位教师,随时听取他们的反应;各级党委组织定期邀请一些专家、教授列席党的有关会议,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的建党目标是,“在教师中发展党员,于1957年底达到全体教师的30%”。
各高校在执行市委的规划意见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积累了许多做好知识分子党建工作的丰富经验。
组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各高校党组织非常重视建党规划的落实与执行,采取了各种措施予以保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对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培训。各单位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做法主要有,一是举办全校性的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很多学校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这一工作,复旦大学不仅学校举办了业大,各系也办业大,1954-1955年参加学习的教师在90%以上;交通大学的教师几乎全部自愿报名参加了马列主义业余大学的学习。二是为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开设党课,许多知识分子要求入党,但是毕竟不太了解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任务、责任等党的基本知识,迫切需要提高他们的党性修养;1956年4月28日,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彭康亲自为教师上党课,参加听课的教师即达300余人;许多学校也都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党课教育。三是组织自学,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党课学习以提倡自学为主,组织上主动介绍他们阅读一些党的知识的书籍,如《论党》、《中国共产党卅年》、《整风文献》等材料;知识分子也都把阅读党的基本知识作为必修课,许多人写出了深刻的体会文章。
准确把握政治考查关。当年,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对知识分子党员进行衡量与评价。学习了中央和市委会议精神以后,各级党组织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很大转变,宗派主义情绪和其他错误倾向有所改观。但是,由于多年来党内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看法始终不一致,所以,在掌握知识分子党员的标准上认识尚未统一,以至许多人对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一直存有思想障碍。建国初年,以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来认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在“出身”、“政治历史”、“社会关系”等方面如按照同样的尺度来衡量与考查,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为此,周恩来曾就知识分子入党提出了“历史问题主要看现在,社会关系主要看本人”的考查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基层组织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各单位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也总结了对知识分子入党重在考查现实表现和政治态度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彭康在一次总结报告中,就发展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工作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入党条件主要是看政治觉悟,即是否积极地为党的事业奋斗;所谓考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考验,对知识分子来说,当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考验,参加学校教学改革也是考验,主要看他在工作中采取什么立场、态度,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矛盾时采取什么立场、态度。复旦大学生物系副教授黄文几早年曾参加国民党,又在日军统治区作过小学校长,战后还曾与身为上海某大学教师的美国特务有过来往,建国后却一直表现很好,也多次向党提出入党的要求,可是长期以来都被扣上了“入党动机不纯”的帽子,入党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该校党委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重新研究了他的问题,认为他的上述问题都已有了结论,不应成为入党的障碍,终于在1956年吸收他入党。
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开展工作。高级知识分子具有知识能力高、业务活动繁重、个性强等诸多特点,在他们入党过程中不能简单照搬发展工农党员的办法。各高校党委都探索了一些新的做法,注意尊重他们的学术权威性,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还经常邀请他们参加一些党的组织活动或会议,或者参加一些行政性决策咨询活动,为他们提供参与业务、行政工作和提高政治影响的机会,充分发挥高级知识分子的业务骨干作用,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同济大学于1956年2月10日召开教务长李国豪入党的支部大会,来自全校各方面代表400余人列席;其中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到会,使他们深受教育,由此萌发了要求入党的意愿。华东师大党委归纳出“主要领导帮助与群众帮助相结合、个别交谈与小组交流启发相结合”的工作办法,有针对性地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建党工作。交通大学教师林胜兴是一位台胞,建国时就向往党组织,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入党的愿望长期未能实现;1956年初,他被组织安排参加了讨论周惠久教授入党的支部大会,内心十分激动,感到党组织没有忘记他,坚定了献身党的事业的信念,终于在当年4月18日加入了党组织。各校还普遍采取了个别谈心的做法,对每位要求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落实了校级领导专人联系或担任介绍人,深入细致地做好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华东化工学院党委将此法称之为“将对将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党委领导周抗亲自担任刘佛年、冯契的入党介绍人,同济大学团委书记、解放前即为地下党员的翁志远担任了李国豪的入党介绍人。
据我们在有关高校中搜集到的资料显示,交通大学教工党支部在1956年3月只有讲师党员12人,正副教授中没有党员;到1956年9月15日,正副教授中已发展了10名党员,占教授总数的9%,讲师中发展了15名党员,占讲师总数的7.7%。复旦大学到1956年8月8日,已有讲师以上的党员47人,其中新发展党员17人(教授7人,副教授6人,讲师4人)。同济大学于1956年4月27日召开了隆重的新党员宣誓大会,500名新党员到会宣誓,其中有教授10多位。华东师范大学1956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了教授6人,讲师6人入党。华东化工学院1956年发展教授1名,讲师2名。在各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努力工作下,至1956年底,全市高等学校、科学院及中等专业学校共吸收新党员2500名,其中有高级知识分子155人。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掀开了我党建党工作的一页新篇章。
(二)注重新入党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管理
随着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各级党组织开始关注对这批特殊群体的新党员的教育问题了。1957年1月17日上海市委宣传部、高等教育科学工作部联合上报《关于加强对高级知识分子中的新党员管理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将高级知识分子新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归纳,主要有: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如缺少党性修养、自居特殊等;有人入党后谨小慎微,不敢放手工作;还有人认为党组织对自己“太客气”,照顾多,帮助少,“有些统战味道”;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担心在学术上落后,存在着重科学、重教学,忽视政治和不愿作行政工作的思想等。归结起来就是,知识分子新党员对于如何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认识和行动尚未统一。此份报告引起了上海市委的高度重视,2月25日,市委批转了该报告;市委的批示中指出,对于各校新吸收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关心和爱护他们,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合乎标准的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共产党员,发挥他们在科学上、学术上以及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中的作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批示针对这批新党员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首先,“必须根据党章规定,严格他们的党的生活。不论他们在党外担任何种工作,在党内都必须无例外地和一般党员一样,遵守党章,履行党员义务,按时参加党的各种会议,在严密的党的生活中受到训练和教育”。第二,“发挥他们在高级知识分子改造中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力量”。第三,“必须使他们把科学、学术方面的研究作为首要任务,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发挥在科学、学术方面的专长和作用”。应该说,这份批示对于全市高校后几年进行高级知识分子党员教育和做好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7年7月22日,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为贯彻中共中央6月28日《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精神,制订了《对上海高等学校科学机关第三季度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和反右斗争相联系,发展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党员,注意吸收那些确有真才实学,而又基本上符合党员条件的专家、教授入党。此前,在各高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有党员365人,占高级知识分子2740人的13.3%,其中教授党员86人,占教授1101人的7.7%;讲师党员279人,占讲师1639人的17%。但各高校的党员分布极不平衡,有的学校(如复旦、化工、同济大学)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占17%以上,有的学校(如二医)仅占5.6%。为了解决各校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分布不均的状况,该文件指出,此次(第三季度)的数额要求为“发展高级知识分子新党员100名”,但在教师中党员比例平均已达15%或发展新党员较多的学校亦应停止发展。各高校根据此精神,分别制订了发展计划,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排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如华东化工学院在8月18日制定的《关于1957(至1958学)年度上学期发展党员计划》提出,“10月底前发展4名(其中正、副教授2名),11月-2月前发展7名(其中教授3名)”。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教育卫生工作部的这一文件并未得以实行;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实际已陷于停顿。
(三)继续加快知识分子党建工作的步伐
随着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作用仍亟待发挥,知识分子党员的数量仍远远不能适应事业的需要。据1959年第一季度上海高校的统计,教师党员1628人,已占教师总人数的19.37%,与1956年初相比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其中教授党员只占教授总人数的10.11%。从中可看出,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员的比例依旧不高。
在中央已开始纠正反右扩大化错误的前提下,1959年5月26日,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59年接收党员工作的意见》,提出当年发展一批新党员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新党员的要求;指出发展党员的重点,应放在教师、高年级学生和党的力量薄弱的单位。该文件对各校又一次下达了发展知识分子党员的具体任务指标,要求全市14所高校在本年度内发展新党员1275人至1290人,其中教授与讲师144人。
上海各高校1959年发展党员计划
     
拟发展党员人数
其中教授与讲师人数
交通大学
138
9
复旦大学
50-60
13
上海师院
100
10
同济大学
110
12
华东师范大学
100
7
上海第一医学院
150
16
上海第二医学院
133
13
华东化工学院
90
4
华东纺织工学院
59
6
上海水产学校
30
3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
25-30
9
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
10
3
上海中医学院
35
10
华东体育学院
55
3
该文件还强调,注意到过去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工作中存在着只关注数量而忽视质量的问题,提出了既要注意数量、更应注意质量、做到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应按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接收党员工作的意见要求,“从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中,接受那些历史清楚,自愿申请入党,并且具有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决心的先进分子入党”;同时指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应根据其情况、特点进行具体分析,要看其本质方面够否党员条件而定,对一般性的缺点不应过分挑剔。在审批办法上则重新规定,为了保证党员质量,各校党委在接收副教授以上的人入党之前,还须先报教育卫生工作部审查同意或经市委批准后,再办理其入党手续;这一规定已对1956年2月22日市委学校工作部《关于上海市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及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发展党员的情况和对今后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原订条款作了修改。
据1959年6月底的有关统计,本市各级党组织共接收1万多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优秀分子入党,其中包括苏步青、邵家麟、张宗汉、曹凤山、崔之义等在内的100多名教育、科技和文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
三、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建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为我国工人阶级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期望。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素质。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众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充实了党内的多种成分来源和新生力量,使中国共产党更为坚实有力地承担起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的重任,为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至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当年各高校吸收的高级知识分子新党员来看,他们都是长期以来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积极负责的学校业务骨干、学术带头人和优秀留学归国人员,当年就担任了如教务长、系主任、教授(有许多一级、二级教授)、讲师等职务,后来许多人成为两院院士;他们在教育、科技、工程等诸多领域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上海交大的朱物华、朱麟五、周惠九,复旦的郭绍虞、周世勋、苏步青,华东师大的刘佛年、冯契,同济的李国豪、王龙甫,华东化工的张江树,上海一医的陈又新,上海二医的聂传贤,上海财经的褚葆一,华东音院的周小燕,上海体院的章巨林等等。与此同时,除了高校外,在全市的科技、文艺、体育、卫生、普教等部门中也发展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例如周诚浒、祝怀萱、崔之义、粟宗华、范瑞娟、周信芳、俞振飞、秦怡等。因此,当年这一工作的开展,就全国而言,促进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加快了国内各大工业基地的布局与建设,保证了包括高等院校在内的科教文化事业的调整、建设与发展;就上海而言,促进了全市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为上海成为全国的科技、文化、经济的中心城市提供了知识保障。
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充分的肯定,“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
(二)高级知吸收识分子入党充实、壮大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
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包括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提出,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反响。这一政策深深地激励着广大知识分子,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前景以及自己报效祖国的责任。中央和市委有关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传达后,在复旦大学教师中引起重大反响,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业务工作的进取心,许多老教授极其兴奋,奔走相告。郭绍虞、蔡尚思、王鸣岐、杨岂深等发表谈话或文章,畅谈自己的心声;他们表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个人的作用。语言学家陈望道校长致函党委,决心“积极争取回到党的队伍里来”,后因统战需要当时未能实现;数学家苏步青向党表示,“要争取入党,以使今后更好工作”。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早在建国后就萌生加入共产党的想法,有的也曾提出过入党申请;此时,更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所在单位党委根据积极、慎重的原则,加快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步伐。于是,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召唤下,相继跨入党的大门,以共产主义事业为己任,成为教育科技战线上的共产主义战士。
时任同济大学教务长的著名桥梁学家李国豪教授的入党,因其为当年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最早的一批,所以反响特别重大;李教授早年抱有“科学救国”思想,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难以实现。建国后,他深为新中国的光辉前景所鼓舞,曾担任武汉长江大桥的技术顾问,工作作风积极主动,勇于钻研,在教学改革中积极带头;虽然担负繁重的行政、教学工作,还坚持政治理论学习,阅读了多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曾于1953年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应该说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同济大学党委郑重研究了李国豪的情况,报经上海市委同意,迅即吸收他入党,并在国内各大媒体予以报道;他本人也认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高级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的光荣道路。由于李国豪在建国前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学家,他的入党向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传递了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大门是向知识分子敞开的。有的知识分子事后回忆道,他们就是从李国豪的入党看到了自己奋斗的方向,坚定了自己追求入党的信念。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现上海音乐学院)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教授,出身于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母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过患难之交,其弟也曾为抗战而牺牲;她年轻时代在法国留学声乐,抗战胜利后回国参加过上海青年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家庭教育的渊源和新中国建国后受到的鼓舞,使她树立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建国不久,她曾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也是到了1956年,她成为学校中第一位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最近,我们请她谈谈对入党的体会时,她思考了一下说,“许多朋友、记者、外国友人都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只有一句话,我不后悔,我为能献身于自己的祖国,献身于这个伟大的事业而感到骄傲”。
当年,各大媒体迅速报道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消息。1956年3月21日《人民日报》还编发了新华社消息,报道北京、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情况。该报道中提及,上海市自今年1月以来的两个半月中,已经有110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1956年3月17日,《文汇报》以《上海43位教授、讲师光荣入党》为题并配发照片,对上海高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作了全面报道,介绍了同济大学李国豪等一批新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优秀事迹。这些知识分子以其所拥有的智力资源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例如,上海第一医学院皮肤学家杨国亮教授,从事医学教育已有24年,对于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皮肤学做出重大贡献;该院放射学教授陈又新在医疗工作中对病员体贴爱护,连续三年放弃休假,忘我工作;上海第二医学院眼科教授聂传贤,曾在部队治疗血吸虫病工作中被评为二等功臣,还曾亲赴抗美援朝前线抢救伤病员;华东师大教务长刘佛年教授,努力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积极推进校内的教学改革,为祖国培养大批合格师资作出了贡献。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的入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同与拥护。
在1956年至1960年期间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工作中涌现出的感人事迹数不胜数。但是,遗憾的是,限于资料的匮乏,我们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仍然难以整理出当年的一份完整、清晰并且准确的入党人数统计和党员名单;为了展示这一工作的卓有成效,我们还是把一份很不完全的统计名单附上,以供大家参考。
1956年—1960年部分高校新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名单(不完全统计)
   
        
年份
交通大学
陆振国、朱麟五、周惠久、朱物华、黄席椿、严晙
1956
廖淳恩、金钟元、孙启宏、汪文秉、刘振华
1957
 
复旦大学
于同隐、郭绍虞、严志弦、周世勋、胡其安、方令孺、陈传璋、黄文几、陈绍闻
1956
苏步青
1959
同济大学
李国豪、王龙甫、张问清、巢庆临、杨钦、谢光华、吴之翰、黄蕴元、翟立林、傅信祈、江之永、郑昌时、李明昭、周石安、周涵可、佘家骅、巫锡畴、蒋开清、郁雨苍、王吉螽、洪钟德、李德华、翁致祥、萧振群、蔡乃森、朱膺、郭懋瑛、
 
1956
曹善华、孙钧
1958
赵松龄
1959
华东师范
大学
刘佛年、冯契、袁运开、钱国桢、陈维杰、杨树声、朱福祖、黄洪锡、夏炎、吴冠芸、匡定波、曹宁、赵善诒、陈绥宁
1956
竹淑贞、曹锡华、陈昌平、陈应新、张家祥
1957
张宗汉
1959
华东化工
学院
张江树、汪葆浚、李道纯、吕保龄、朱之培、朱正华
1956
邵家麟
1959
上海第一医学院
杨国亮、陈又新、徐丰彦、钱憙
1956
崔之义
1959
上海第二医学院
聂传贤、杨宜、潘孺孙、程一雄、程锦元
1956
上海财经学院
褚葆一、李范初
1956
上海体育学院
章巨林
1956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
周小燕、丁善德
1956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入党后认真接受党组织的领导,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积极参加组织生活,与群众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为国家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工作的繁荣,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贡献了自己的壮丽年华,有些人至今虽然年事已高,还在无私奉献。
(三)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为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从党的发展历史来看,最初就是由几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发起创办、建立起来的;在其长期的奋斗过程中,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历程所决定,党的中坚力量主要是依靠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但是,党的发展一直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与合作,知识分子也是党的事业的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可是,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党内的地位与作用,我党曾经存在着不同意见。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专门起草了党中央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就是针对当时出现的忽视知识分子作用的现象而作的。文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如同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革命性质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一样,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建国后,对于旧学校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带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也为一批知识分子带来了负面影响;为了调动与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周恩来曾于1951、1956、1961年先后三次专门就知识分子工作发表讲话,提出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由此,才真正焕发出广大知识分子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感,才出现了1956-1960年大量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热潮。当然,即使是在这一形势下,那个时代我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以及对知识分子认识的局限性仍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知识分子入党工作中来。我们在察看当年的有关材料时可见,对入党知识分子政治觉悟的考查主要还是看“阶级觉悟”、“群众(多指对工农群众)观点”、对“学术自由”的态度、对“向苏联学习”的态度、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等等,还要考查他们在当时政治运动中的表现;这些项目,从一个知识分子全部工作的总体评价来看还是比较片面和苛求的。
1956年那种令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地投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好形势为时不长;1957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针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使党对知识分子的种种积极政策受到重大冲击,这也反映出我党在知识分子问题认识上的犹豫与徘徊。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无数知识分子包括许多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打击迫害乃至遭遇灭顶之灾,那些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层领导干部也因此受到冲击和迫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丧失殆尽,国家的教育、科学及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破坏。这些都是令我们非常痛心的。
党内对于知识分子在认识上的那些偏见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出现根本转变。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再一次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广大知识分子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也出现了建国后大批知识分子入党的第二次高潮。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连续提出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和“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人才工作方针,“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急迫的任务”。2004年7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文件强调,“做好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知识群体中发展党员工作,要紧紧围绕基层单位的中心工作,按照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要求来进行。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努力形成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环境,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这些都为我们在新的世纪中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党史办、档案馆的大力协助,谨此致谢。)
(本文作者与单位:龚诞申 上海交通大学党校史研究室,吴雯 华东师范大学党史研究室)                                             (2004年8月30日再次修改)
 
参考文献和资料: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
2.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载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
3.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956年2月24日).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8
4.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
5.社论.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人民日报1956年3月21日第一版
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
7.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体育系统党史大事记(1949-198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10
8.中共上海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6
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上海历史实录(1949-200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6
10.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编.心中的丰碑——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3
以下为未公开出版史料:
11.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2004年7月9日转发)
12.《上海市1956年到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1956年3月)
13.中共上海市委知识分子问题办公室印.上海市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言稿汇编》(1956年2月24日)
14.中共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共上海市高等教育系统党史大事记(1949.5-1989.12).
15.中共上海市委,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学校工作部(教卫部、高教部)等部门的有关文件
16.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党史办、档案馆提供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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